流水

我日常关心的内容与黎国韬博士所述约略相同，在网上查阅资料时，偶然得见黎先生此文，一口气读完，深为黎先生之思维活跃，此文之博引而折服，然主要观点，不敢苟同。

关于戏神问题，令师康保成先生已经有过许多探索，但如同所有中国民间诸神般，一定要先从民间的角度看待之，或许才能离本源越来越近。如一味博引，以事物的相似性来臆断问题，往往做无用之功。

立论如建屋，根基必须牢固。纵观黎先生全文，所有论点，由吴任臣所编之《十国春秋》而发。

吴氏原文为：“帝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祅神’”。

吴任臣编《十国春秋》，其实是对他自己所掌握资料的一次大融合汇总，从遗帙史书、笔记采集而来，往往在所述之下注明出处。涉及到上述引文，未曾注明来源何处，但黎博士另引的《蜀梼杌》，基本上能够看出吴任臣的说法是由此而来。

“（乾德）二年，八月，（王）衍北巡，以宰相王锴判六军诸卫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绝。衍戎装，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

由此一来，我们需要判断的，是为何吴任臣要把好端端的“灌口神”转呼为“灌口祅神”？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黎先生所猜测，吴任臣本意是写为“灌口祆神”的，或许他写错了，也或许刻手刻错了，反映在现在，成了“祅”；另一种是，在古代，祅同于妖，吴任臣本来就是要呼二郎神为“灌口妖神”的。

究竟哪一种对？黎先生采用了前者，那么，后一种有无可能呢？

黎先生用前者作引论，通过其它举证，得出了“表明蜀国皇族颇为信奉祆教，故蜀王而作祆神之装扮”、“不但前蜀王衍信祆教，后蜀主孟昶亦信之。由此可见，十国时前后蜀主信奉祆神当是不争之事实”的结论。

《十国春秋》我只读过前蜀后蜀史，依稀记得些内容，还有些杂七杂八的知识，说一说与黎先生共同学习。

一、 关于蜀国皇族的信仰。

广政十三年，“是岁，帝加尊号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道号玉霄子”。
广政十五年，“命宰相范仁恕祷青羊观”。
咸康元年春，“三月，帝谒永陵…妃嫔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
“九月，帝奉太后太妃祷青城山…又历丈人观、玄都观、丹景山金华宫、至德寺，朝上清宫设蘸、祈福”。

以上记录均引自《十国春秋》，说明吴任臣并非避而不谈皇族信仰，而是很明确地说明他们的信仰是道教。

黎先生所举数证，《渊鉴类函》卷58《公主三•玉环解》引《蜀志》，《三国志》里有蜀志，《华阳国志》里也有蜀志，不知道引的是哪个蜀志，所说不过“公主遂托幸祅庙为名，期与子会…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焚也”，只是个寓言故事，这一点后面我来细谈；引《通鉴》蜀主入妃殡中作回鹘队入宫，证蜀主染于西域风俗之深，似不可能。回鹘队的确为宫中队舞，《宋史志第九十五乐十七》列“队舞之制，其名各十”，收集了柘枝队、婆罗门队、醉胡腾队、异域朝天队诸般队舞，想像一下，类似于今天我们欢庆大团结，让各少数民族跳固定的舞蹈，似乎仅仅能证明天子有德，四夷来朝的盛世气象，可证明不了皇帝的民族倾向。

另一例，引《御选历代诗余》证李珣先世本波斯人，家于梓州，王衍昭仪李舜絃兄。再引杨慎《词品》云证王衍会打“金弹子”，由此说“前文已表，祆教出于波斯，因李氏兄妹信仰此教而影响王衍之信仰，甚有可能”。我没有研究过祆教，不知道是否如回教一样，只要是族中子民就必须承袭信仰。只是有这样几个假设：任何一个波斯或者栗特人，就一定要信仰祆教？已经汉化的波斯人后裔，也肯定要信仰祆教？娶了信仰祆教的女子为妃，皇帝就也要信仰祆教？还希望黎先生先详细地论证以上几点，再来说明“十国时前后蜀主信奉祆神当是不争之事实”。

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十国正处于道教蓬勃发展的年代，前后蜀皇族信奉道教非常合理，并且有明确记载的。如果非要给他们安上信祆教的帽子，或者说他们表面信道，暗中去信祆教，就必须要有铁证。

历史上皇帝信奉的宗教，总会被大肆弘扬；如果他们不信奉的宗教，往往会被取缔被禁止，比如宋真宗、徽宗朝的道教热，真是遍地道观，而且拆了不计其数的和尚庙；因为皇族是不需要避讳什么，秘密信奉某教的，如果两蜀皇族信祆，那时候就该遍地祆祠了。而通观前蜀后蜀史中，绝无第二个“祅”字，更不用提黎先生认为的“祆”了。所以，可以说黎先生的“十国前后蜀人信奉火祆”说，是不成立的。


二、 灌口二郎神和祆教大神

《十国春秋里》说 “帝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祅神”，从这句话里，我们能看到的仅仅是，在百姓眼里，皇帝的装扮和灌口神的装扮查不多，并不能看出“国王仿其装扮”的主动性来。

姑且不谈这些，我们来讨论一下灌口二郎形象演变的问题。对于目前我们常见的二郎神之形象：三眼，手持三尖两刃枪，牵一哮天犬，可以变化成三头六臂，是元明清以来小说、戏曲中的形象，黎先生是知道的。那么，当日王衍跑马游街般所展示的仅仅是穿着金色的甲胄，带着珠玉的帽子，拿着戈挟着弓，这是一幅很普通的富贵武将的打扮，也能说明，被乾德二年百姓看到的灌口神庙里的灌口神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请注意，他手里拿得是咱们的传统兵器－戈，而不是那把引发资深学者无数遐想的三尖两刃刀。他还没有给添上第三只眼，似乎也没有拉着狗。

我们知道二郎信仰是从宋代开始大盛的，宋太祖平蜀后，去了二郎伪“护国显应王”的王号，说他是李冰儿子，给他弄到李冰庙里，成了个郎君神，然后，这个二郎逐渐子掩其父，慢慢地替代了李冰的位置，把李冰贬到了后殿里，正殿是他的塑像。宋代的二郎神形象如何，我还没见到过直接资料，不过他一直跟道教关系密切，应该也是个道君打扮。他的塑像是什么样子，陆游看到过，写有《离堆伏龙祠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范成大也看到过，《吴船录》里说：“观有孙太古画李氏父子像”，应该不算古怪。

元末明初，二郎神的形象基本定下来，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里有“凭着真君金弹、细犬、三尖两刃刀，量他到的那里也！[正末唱]则我这三尖两刃，刀过处利如风，则我这弓开着金臂细犬绛红缨，若逢着神威七圣将，端的他何处得逃生！”的词。到了封神、西游里的二郎更是演变成了战神，不过这时候，他连名字都换成杨戬了。有人考证说二郎神之所以三只眼，跟蜀主蚕从的纵目有关；不过即使是这样，在某些地方还留有二郎道装的打扮，最典型的例子是明代石家庄上京毗卢寺里的清源妙道真君的形象，完全一副年轻的道装美郎君的样子。明《三教搜神大全》里画的那个长髯斩蛟的赵昱，更是士大夫样子。再往后，随着小说，尤其是戏曲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其形象就一边倒的呈现目前这种样子。上京村壁画的这种残留，说明了二郎形象的演变是在明代裂变的。

黎先生从形象上，认为二郎神与祆教维施帕卡大神相似，是通过两点来说明的：一是维施帕卡大神在祆教里“三头六臂，身披甲装，手执山型叉，臂上画有尖齿犬头”的形象跟二郎的变身和纵犬有关；二是维施帕卡大神“此神尚有另一形态变化，见于和田出土之木板画中，学者亦比定为维施帕卡神。该神象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与《蜀梼杌》中蜀王巡行之象极类似。有此二祆神象以为旁证，则《十国春秋》之灌口祅神当作灌口祆神，已有几分把握。”

先说说第一点，二郎神在传说中同孙悟空一样，是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显三头六臂，是其法身之一，这与维施帕卡神的正身是三头六臂是不一样的。二郎神的兵器三尖两刃刀，确有可能是山形叉的变形，犬形纹身虽然与把犬当做助手有所区别，也能说明其神好犬。但二郎神的这般形象，大约出现在明代中后期，而维施帕卡神则是原型。

为了弥补这个论据的缺陷，黎先生引入了维施帕卡有个变形的说法。我们把上面几方面逻辑一下，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仅从描写灌口神模样的语句来说，这个样子是非常普通的武将打扮。越是用字简练，可能性就越多，其推测可以有好多，甚至连乾隆行猎图也可以套上这幅模样。黎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看来是不严密的。沿途的老百姓的口中如果能呼出“袄神”字来，说明五代时期灌口庙早已变化为祆祠了，那什么时候变的，什么时候又变回来的，怎么历来没有一点记载？如果真是祆祠的话，那有什么必要要塑造成大众相貌的变身，而不用三头六臂的真身？

其实这一切，都因我们取信《十国春秋》中加的那个“袄”字，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袄”字解释成“祆”，为什么不相信《十国春秋》所本的、更早的《蜀梼杌》？

栗特人当年在中原的生存状况有些类似今日的回族人，他们的圈子绝大多数也是同一民族的，他们的祆庙也是为了他们民族生活、民族信仰服务的。处理本民族丧葬、商务、事务等活动，这些已经在相当多的记载中得到证明。从网上看到过《唐代三夷教的传布情形》的文章，说祆教在唐代百姓不许信奉，祆祠只供胡人参拜，也未有翻译经典，唐朝政府为祆教建祠，只不过用作招徕外国人的手段。祆祠只不过是政府为了让在华胡人过的更方便而提供的政府服务，其主体为胡人，不可以公开传教，这也就是为何祆教不能像佛教在华生根，而“会昌法难”之后式微，而走向消失的原因，这是更为可信的。如果在五代的蜀地成为大众化的宗教，是肯定会有详细记载的。

我的推测是，《十国春秋》引《蜀梼杌》，多加一“袄”字，并非吴仁臣有新发现，而是，一，从行文语气上，灌口祅神比灌口神更好听；二是与清代流行的老郎神崇拜有关，吴氏说的就是“妖神”，这点其实是倡优同宗的体现，有机会再详细论述。

再来看看祭祀方式，韩伟在《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中描写了唐长安安伽墓的情况，“有一石门。门媚及门框刻有大回旋的葡萄卷枝；门额呈半圆形，刻祆教祭祀图。祭祀图之正中有三驼圣火坛。三驼头部外向，三尾相接，驼峰上之仰覆莲座上置一大圆盘，中有垒成井字形的燃料，冒着熊熊烈焰，驼足下有覆莲一周，圣坛之顶有忍冬花纹。圣坛之右上侧有弹拨箜篌的天人，左上侧有手持琵琶的天人，身侧祥云缭绕，飘带飞扬。圣坛之左右侧各有一人首鹰足的神祗。…值得指出的是，门额正中拜火坛左右的神抵呈人首鹰爪之状。身着大袍，头发卷曲，腮络大胡，公牛躯干，男根裸露，鼓舞双翅，羽尾上翘，双腿分立，足爪犀利，是扶教的幻想形象。从其戴口罩、执法杖的特征分析，其职能当为专司祭祀的神祗。这类图像亦曾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椁基座上发现，只是时代比安伽墓要晚。”

还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壶门内雕绘二人，左一人有头光，头顶稍秃，黑色长发呈波形披在头后，深目高鼻，浓眉大眼，须髯浓密，头后有两条红白二色的飘带，向后翻飞。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右一人与他相对而坐，白色头光，头戴一武士冠，冠下露黑色长发，呈波纹状梳在头后，深目高鼻，须髯浓密…龛内绘一幅舞蹈图，画左绘一人站在一旁，有绿色头光，黑色短发，深目高鼻…右面舞蹈者为一中年男性，身材魁梧健壮，头后有绿色光轮，黑色短发，深目高鼻，胡须浓密散乱。头后侧有一红一白两条飘带，带端缀两颗黄色珠饰。颈戴黄色项因，留下带四个圆形饰件。裸上身，手腕处戴一手围，手钮上满是小铃之类的圆形饰物…正在一块黄色小圆地毯上忘情地跳着“胡腾舞”。

以上这些描述，说明对于墓葬和祠庙，祆教徒与中原人种有着多么的大的差异。作为祆祠，必须要有圣火坛，并且祆神的也是按照波斯人的样子创造的。如果这些情况出现在灌口神祠里，以二郎神在四川的广泛影响来说，肯定会有明确的记载。可是我们能从哪里看到有人说过“灌口祆祠祀火，有圣火坛万年不灭；灌口神高鼻深目，绝类天人”的话？

再说以羊祭祀，的确，当年灌口神庙杀羊献祭已达疯狂的地步，岁杀羊四万只，平均每天要杀100多只，范成大看到，江边光提供杀羊服务的小屠宰场就有几十家。杀羊献祭，于灌口二郎来说，是为“血食”，属于民间祭祀中相当普遍的方式；而灌口二郎血食之盛，与其传说灵验异常，百姓信奉之外，还与官府可以大量收取羊头税有关。

而祆教的祭俗，我理解首要的是祭火，他们的圣火是万年不灭的。这一点在灌口是见不到的。灌口祭仪，也是历代不一，宋代那种杀羊之祭也只是那个时期的民间祭祀方式，《宋会要》里说官方设庙官，每岁一祭。祭祀品内容跟黎先生引用的“羊一，八笾、八豆”差不多，属于“礼”中规定的东西，是不会出格的。清代的祭祀内容就丰富之极了。

明初朱有炖《元宫词百章》有“旋烧羊胛问祆神”之句”，祆祭跟火是决不可分的，灌口祭可从来没有用火主导过。而灌口祭的主要因素祆祭有，从逻辑上能证明灌口神来自祆神？呵呵，我倒觉得祆神来自灌口神的可能性大些。

黎先生想证明的是说祆教在五代时期流传到灌口后，因为皇族崇拜，所以很深地影响着汉文化，甚至想证明二郎神其实是外来的维施帕卡大神，但可惜的是，无论从形象，祭祀方式，风俗，均找不到明证。以我对于祆教肤浅的认识来看，要证明灌口庙是祆祠，一是需要确认庙里的神像如同那些栗特人墓穴里石雕般有异族情调；二是要证明那庙里面供奉火，三要有专门的群族人众，以上这几点黎先生都尚待说明。


三、 有关《火烧祆庙》

火烧祆庙屡屡见于元代散曲，从网上随意一查，一大片一大片的。与之相对，是“水浸蓝桥”，似乎元代散曲作家在描写男女情爱之坚，盟誓之重，都不约而同选择这样两个典故。

选择这两个典故固然有他的内在原因，一个“水”，一个“火”，一个“烧”，一个“浸”，从对仗上讲十分妥贴工整。另外从典故含义上，痴情人去和水火较量，更能体现感情的炽烈和澎湃。

从元代以后，这两个典故渐渐不为人知，填曲写剧，使用的也少了起来。蓝桥这个典故，近年来翻译《滑铁卢桥》为《魂断蓝桥》这部电影时，被使用了一次，还有些人模糊知道，但是祆庙之典，从字面上看不如蓝桥优美，却被人彻底遗忘了。黎先生在《火烧祆庙》的论述上是：
又如，《渊鉴类函》卷58《公主三•玉环解》引《蜀志》云：昔蜀帝生公主，诏乳母陈氏乳养，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约十余年后，以宫禁出外六载。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陈氏入宫有忧色。公主询其故，阴以实对。公主遂托幸祅庙为名，期与子会。公主入庙，子睡沈，公主遂解幼时所弄玉环，附之子怀而去。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焚也（注13）。 此即著名之火烧祆庙故事。祆字亦作祅，表明四库馆臣都错认祅即祆也。

《渊鉴类函》是清康熙年间的一部书，那个关键的字本来是印作“祅”的，黎先生给四库馆臣挑了个错别字，按自己的需要改成了“祆”，用这不知何处来的《蜀志》来证明五代时期蜀皇族的祆教信仰，发论云： 以公主而幸祆庙，表明蜀国皇族颇为信奉祆教，故蜀王而作祆神之装扮，事出有因，当与其宗教信仰有关。

那么这个“火烧祆庙”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庞石帚（1896-1964）《养晴堂笔记》“元曲用火烧祆庙事出处”云，他见之于“近人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云故事见渊鉴类函卷五十八…偶翻法苑珠林，乃得此事出处…智度论云…”我们先来看看《智度论》是怎么说的：
如说国王有女名曰拘牟头。有捕鱼师名述婆伽。随道而行。遥见王女在高楼上窓中见面。想象染着心不暂舍。弥历日月不能饮食。母问其故以情答母。我见王女心不能忘。母谕儿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贵不可得也。儿言。我心愿乐不能暂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为子故入王宫中。常送肥鱼美肉以遗王女而不取价。王女怪而问之欲求何愿。母白王女。愿却左右当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结成病。命不云远。愿垂愍念赐其生命。王女言。汝去月十五日于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后。母还语子。汝愿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后住。王女至时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须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严车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诸从者。齐门而止独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应尔。王为世主不可令此小人毁辱王女。即厌此人令睡不觉。王女既入见其睡。重推之不悟。即以璎珞直十万两金遗之而去。去后此人得觉见有璎珞。又问众人知王女来。情愿不遂忧恨懊恼。淫火内发自烧而死。以是证故知。'

以上引文出《大智度论初品中羼提波罗蜜义第二十四》卷十四，很明显这是一则佛教寓言，这则故事的结构，人物，基本与那个蜀国的“火烧祆庙”相同吧？如果那则引自不明《蜀志》的公主解玉环没有铁证的话，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蜀公主的故事就是《大智度论》的蜀国版呢？是五代蜀国公主按照《智度论》导演自己的故事，还是后人根据佛经寓言编撰的笔记呢？

《大智度论》一般认为是龙树菩萨所撰，大约产生于公元200年左右。经中的“天祠”，本意应该是指印度教的神庙吧，转写成蜀版后，“天”、“祆”相似，就变成了“祅庙”。但这件公案的根儿，毕竟是佛经寓言。所以要想论证蜀国公主幸了祆庙，还是找别的事例吧。

不过，黎先生的这步论述，只能说明其尚未穷源，但引洪迈《夷坚志》论“火烧祆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政和七年，京师中一小儿骑猎犬扬言于众曰：“哥哥遣我来，昨日申时，灌口庙为火所焚，欲于此地建立。”儿方七岁，问其乡里及姓名皆不答。至晚，神降于都门，凭人以言，如儿所欲者。有司以闻，遂为修神保观，都人畏事之。（中略）既而蜀中奏记康神庙火，其日正同（注36）。 此条恐非火烧祆庙一事无以当之也。

我不知怎么理解这段论述，我琢磨黎先生的意思是上文的蜀公主故事和灌口神庙着火要结合来看？那庙里这一天来了那对儿痴男怨女，蜀公主青梅竹马的男友欲火焚身，把自己烧了，也把庙点了。灌口神就托梦，或者变化成那个小儿，去汴梁城里拟建新庙。黎先生可能认为这么一解，火烧祆庙的故事就讲圆了。

这件事在灌口二郎从地方神进入中原的历程中异常重要，是《夷坚志》里还是《宋史》里还有一段“献土”的记载，说是为了建立汴梁的神保观，甚至有人装成鬼使半夜三更上门吓唬人，以至于京城百姓，负土以献。我一直怀疑二郎进入中原有人暗中操纵。这件事竟成了黎先生“恐非火烧祆庙一事无以当之也”的论据，真让我哭笑不得。

说实话我当年看到“百姓望之，谓为灌口祅神”时也吓了一跳，灌口何来的祆神？我第一反映也是二郎神的来源有其它宗教的因素。后来翻宋会要，看二郎神庙的变迁，太祖平蜀时，灌口确实有二座庙，除了传统的李冰祠之外，尚有“护国灵应王”的庙，最古怪的是说他是丹景山神。拆了他的庙，把他迁到李冰庙里配享，封郎君神，然后他竟然把李冰给挤到后殿去了，多少年来，灌口一直是在祭祀他。顺着这个捋，我越来越觉得二郎神的可怕，川地似乎有一种地下宗教势力，在推动二郎神信仰。近年来的研究文章中，我个人比较倾向三星堆反映的古蜀势力的残余影响。俺毕竟是个编程序的，弄这个只是个业余爱好，希望各方学者共同发掘。